乳钉纹铜爵于1975年出土，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酒器之一，被誉为“华夏第一爵”。它细腰长腿，流尾舒展，流尾总长31.5厘米，长度大于高度（高26.5厘米），器壁很薄，仅0.1厘米。有专家评价它增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因此乳钉纹铜爵也有“美人爵”的绰号。
青铜爵的三只锥状足分别长9.5厘米、10厘米、11.5厘米，轻盈地支撑着整个器身。但它的重心不太稳，几乎一碰就倒，与后来商代那些敦实稳重的青铜爵形成鲜明对比。考古人员在爵的底部还发现了炭烧的痕迹，说明它可能不是直接饮酒的，而是用来温酒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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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青铜爵的腰腹正面装饰着五颗凸起的乳钉，夹在两道弦纹之间，这在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爵中是独一份的，是区别于同期素面青铜爵的独特标志。它采用的是复合范铸工艺，工匠先用陶土制出外范与内芯，再将青铜液一次性浇铸成型，3600年前古人就能铸出有着复杂弧度的中空容器，表明当时的工匠已完全掌握复合陶范技术，堪称当时的“黑科技”。
在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只要出土青铜容器，就必定伴有青铜爵，足见其作为礼器的核心地位。
1987年春，里头遗址附近，第二橡胶厂的几名工人在建水泥池挖土时，铁锹挖到硬的东西，挖出来擦了擦，是铜物件。工人们没有上报，而是偷偷将三件铜器（一件鼎、一件斝、一件觚）卖给了文物贩子。二里头文物多、文物贩子多、有保护意识的村民也多，二里头考古队很快知道有铜器被贩卖的消息，青铜器是重器，事态严重，立即报告公安局。警方多方追查和努力，最终追回了两件——网格纹铜鼎和铜斝。
1984年，这件铜牌饰在二里头11号贵族墓出土时，就静静躺在墓主人的胸前，两侧的环纽表明它原本应是缝缀在衣物上的。
铜牌饰高16.5厘米，宽11厘米，整面镶嵌着五百多片特定几何形状的绿松石，每一片绿松石都是纯手工定制，打磨一片至少需要一小时。它们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历经三千多年无一松动脱落。铜牌饰上那双由浑圆绿松石珠镶嵌成的眼睛炯炯有神，整个兽面抽象又充满张力。
这件铜牌饰绝非普通的装饰品，出土时，还有铜铃与之相伴，铜铃可传达神灵的告示。学者们推测，它可能是巫师作法沟通天、地、神、人的法器，或是护身的灵物，或是贵族权力与身份的象征。
二里头遗址中玉器出土较多，除绿松石这种特殊的玉器外，还有玉刀、璋、钺、戚、圭、戈等等以及日常饰品镯、坠饰、串饰等。这些大型玉器刃部多不见使用痕迹，甚至未开刃，当是适用于特殊礼仪场所的仪仗用品，是二里头国家礼制体系的物化象征。
这件玉璋1980年出土于M3墓，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的下肢，刀尖靠近膝盖。二里头遗址目前已出土4件玉璋，均来自高等级墓葬，这意味着玉璋是夏代王权垄断的专属品，是身份与等级的象征。
玉璋长48.1厘米，宽11.4厘米，重900克，呈扁薄长条形，这种造型奇特的玉器最初源自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工具——耒耜，体现了先民重农的思想。它两侧突出的扉牙，像张开的龙嘴，因此玉璋也被称为牙璋。这种龙形化的装饰是二里头文化的独特形制，也是夏代龙图腾信仰的体现。
考古发现，从湖北、湖南到广东、福建，甚至远至四川三星堆、越南北部，都发现了与二里头形制高度相似的玉璋。早在三千多年前，以玉璋为代表的夏礼制文化，就已经从中原辐射四方。
陶器作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失的手工业制品，其生产使用量巨大，制陶工业是二里头都邑重要的手工业门类，其产品丰富多样，既有常见的圆腹罐、刻槽盆、高领尊、觚、壶、鬶、豆等常规用品，又存在鼓形壶、连体鼎、象鼻盉、陶堆塑龙纹透底器等形制别样的器物。
这件陶堆塑龙纹透底器底径22.5厘米，高17厘米，器身呈直筒形，腹部圆鼓，底部有圆形透孔，肩腹部是用泥条堆塑出的三条蛇形龙，龙首贴在肩上，龙身布满菱形网格纹，向下盘绕器壁。
从透底设计可以看出，它显然不是用来盛装东西的实用容器。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一种用于祭祀的礼器，底部可以蒙上动物皮膜，像鼓一样敲击使用。
这类装饰龙形象的器物只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及其周围的重要地点，为王室贵族所用。这件器物上堆塑的蛇形龙，与同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一脉相承，共同指向了夏人对龙的崇拜。
图片 | 杜广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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